外国公司无法抵制中国的诱惑，但是它们还没有在中国设立完整的研发机构。

上海--就在5年前，中国还是全球药物研发巨头未曾开辟的一片处女地。当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的大型制药公司就开始在中国销售其产品，其中不少公司还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但是，出于对中国还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担心，外国制药公司都没有迈出理所当然的下一步：在中国建立专门从事药品研发工作的实验室。

这些顾虑依然还存在，但外国制药企业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挖掘中国的人才资源。2002年，诺和诺德公司率先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研究中心，这也是该公司在丹麦本部以外设立的唯一一个研发部门。同一年，英国的阿斯利康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西方国家的临床试验中心，参与多中心临床试验。2003年，美国礼来公司与中国本土的开拓者化学公司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后者为礼来公司提纯、合成和分析化合物。2004年秋天，瑞士罗氏公司在上海启动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时，罗氏总裁兼首席执行官Franz Humer预测，中国"将有一天成为罗氏一个重要的研发中心，而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销售基地"。

Humer说的或许很有道理。但他没有做出一个时间上的界定，这含蓄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大的制药公司仍然对中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属于一个公司内部的知识产权成果表示怀疑。事实上，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研究总监王保平承认，他的公司正在冒险。这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遗传学家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的执行，特别是支付给受到侵权一方的赔付金额，还需要得到解决。"他说，"我不清楚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何时才能真正健全起来。"

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西药，这一点对外国制药公司很有吸引力：目前150亿美元的中国市场将在2010年增长四倍，2020年将再次翻番，达到1200亿美元。中国还拥有大量廉价但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队伍。在中国，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的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而作为药品研发过程中最昂贵的一个环节，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费用比在欧美要便宜约30％。

除此之外，中国的科学发展也方兴未艾。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Dan Vasella今年春天就说过，"我们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与其说我们需要这么做，不如说是我们渴望抓住机遇。"

尽管有这些诱惑，但同在西方建立的完整的研发机构相比，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还显得不成气候。诺和诺德和罗氏的研发中心规模都不大，只有四、五十名科研人员，而且他们的专业领域也更窄，主要是药物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但是，公司的官员仍然希望中国的研发机构能发挥重要作用。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科学总监陈立说，公司在药物化学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发挥中国科学家的创造性，并且让他们能够通过罗氏全球研发体系获得信息"。在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中国科学家主要开展的是蛋白质信息表达，从而为公司的糖尿病药物研发工作提供支持。

第一步：一名中国科学家在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工作。 （图片来源： 诺和诺德公司）

礼来中国及亚太地区研究合作及业务发展副总裁黄庆荣说，"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是因为中国有大量化学家"。礼来的中国合作伙伴开拓者化学公司有一支175人的化学家队伍，正如一名中国员工所说的，"我们现在做的只是药物研发核心技术中很小的一部分"。阿斯利康东亚临床研究中心则关注药物研发的另一个环节，即利用中国廉价的成本和接触不同的受试族群。这个临床研究中心已经进行了6项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受试病人达到了765人。辉瑞（中国）公司正在为可能于明年初成立的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中心招募生物统计学家，以处理试验所获得的数据。

许多中国科学家认为，从长远来看，西方制药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对中国是有益的。上海复旦大学药理学教授胡卓汉认为，"外国研发机构的最大贡献在于，中国科学家获得了学习药物研发的机会。在中国，这还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

但一些观察家担心，这种趋势将阻碍中国设立本土的药物研发机构。山东青岛的经济评论家张华认为，"研发是制药链条中最廉价的环节之一。"他认为中国的小型制药公司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公司的猎物"。尽管如此，张华认为这种局面势不可挡，他希望中国的制药公司能够通过亲自参与，尽快学会如何开发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