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Jon Cohen；丁逸旻译。英文原文发表在《科学》。)

静脉注射吸毒者占中国艾滋病感染总数的一半以上。政府部门如今正尝试在感染最严重的省份推出“减轻危害”计划。

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当人们从缅甸穿过一座短短的桥，来到中国小镇畹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块有趣的宣传牌。在这幅宣传画上有一对男女正在日落的海滩上共进晚餐。“洁身自好，远离毒品，预防艾滋，”这句话用傣文、景颇文、普通话，甚至英文等几种文字书写在招贴画上。在宣传牌的背面也用多种文字表达了一个相似的信息，但是表达中国新近要遏制艾滋病在这个地区流行的决心的形象却不那么温存了：画上是一个握紧的拳头。

艾滋病毒就在这里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间找到了自己的登陆点。缅甸是世界第二大海洛因生产国，而这里的国界有许多地方很容易跨越，在那里傣族和景颇族自由地穿过分开两个国家的浅浅的小溪。“我们没有任何自然和文化上的边界线，”德洪州疾控中心副主任李范友（音译）说。因此，正宗的缅甸海洛因在这里货源充足，而艾滋病毒则同毒品一起悄然而至。

1989年德洪州在一次对静脉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检测中发现了146个感染者，占当时中国报告感染者总数的75%。艾滋病毒在德洪迅速蔓延，1992年对一组静脉注射吸毒人群的调查发现，80%的人感染了艾滋。

到1996年，艾滋病毒已经传播到云南以外的吸毒者中，而广西和新疆则是受侵害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云南的HIV感染者仍然是中国之最，占到报告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在德洪，孕妇中的艾滋病检出率已经超过1%，说明这种病已经传播到了普通人群之中。正是在这些边境地区，中国在进行着最为严峻的抗击艾滋的斗争。

图片说明：自由交易。在宁明的一个针具交换计划中，工作人员通过在针管上印艾滋红丝带的标记来识别这个项目散发的针具。

摄影：马尔科姆·林顿

受到政策变化给他们带来的自由度的鼓舞，艾滋病工作者最终可以正面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了。“在过去10年里，中央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政策依据来支持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计划，”广西疾控中心副主任陈杰说。现在，他和其他卫生官员正急于决定到底怎样才能最好地扩大他们行动的规模。而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独特的推进这些计划的方针。

眼睁眼闭

瑞丽是一个距离畹町仅20公里的熙熙攘攘的城市。人们都知道在那里可以找到便宜的海洛因和大量活跃在“发廊”、按摩店和宾馆里的性工作者。而它也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特点：“我们这里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一位在瑞丽疾控中心参加活动的已感染HIV的静脉注射吸毒者说。

云南省政府3月1日颁布了121号令，号召更加积极地开展教育活动。在瑞丽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上都悬挂着刚刚印制出来的宣传艾滋病防治的彩旗。而且，令许多人吃惊的是，这个法令明确地推行洁净针具发放、美沙酮替代和推广使用安全套。121号令的招贴画出现在宾馆的大堂里——政府现在要求宾馆必须在房间里放置安全套，它也被贴在那些名声不佳的发廊里。这代表着一个急剧的转变。

虽然形势紧急，但是省卫生厅还是决定在有些方面谨慎行事。它很快就将开展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的试点计划。云南省卫生厅艾滋病办公室副主任王云生说，这些试点将进行3年时间。“我们不能图快，但是也不能等很长时间，”他说。比如针具交换计划，他们就必须先打消普遍存在的认为发放针具会增加毒品使用的观念，他说。而美沙酮仍然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一种价格昂贵的药品。

云南省性工作者群体的艾滋感染率仍然低于3%。在他们当中预防艾滋的工作仍然仅限于对同伴教育者和妓院经营者的培训。“我们没有直接给性工作者发放安全套，因为在中国卖淫是非法的，”王说。正象云南一个性工作者说的，“政府（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广西的结

驾车沿着与越南接壤的广西的崎岖山路行进的时候，自治区疾控中心的陈杰解释了为什么在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当中大规模开展项目之前，要进行谨慎的试点。但是，和他云南的同行一样，他感觉到压力在增加。

在1996年之前，广西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没有诊断出一例艾滋病毒感染。但是在过去3年中，HIV在广西的蔓延程度比其他任何省区都要快。陈杰的感染率数据是中国最好的之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希望以后能够在这里开展艾滋疫苗的试验，广西与其合作，对一组共400多名没有感染艾滋的静脉注射吸毒者进行了5年的跟踪，发现每年的感染率为5%。

图片说明：切菜。作为戒毒计划的一部分，住在昆明戴托普戒毒中心的人随着表现的进步，分配的工作也越来越高级。

摄影：马尔科姆·林顿

鉴于广西的静脉注射吸毒者如此众多，陈杰怀疑自治区政府是否能够负担得起给他们全部提供免费针具。他还说，对吸毒者的严峻法律也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在凭祥，一个距离越南边境仅几公里、同样也拥有繁荣的性产业的一个小镇，当地的疾控中心与警方达成了协议，请他们不要骚扰那些来寻求帮助的静脉注射注射者。这个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参加疾控中心项目的25岁的静脉注射吸毒者李荣和说，警察曾经9次把他关进强制戒毒所。

以从越南进口商品为生的李已有10年吸毒史，他很坦率地谈到艾滋教育的局限性。大多数静脉注射注射者都知道共用针头会传染艾滋病，他说。但是，当夜深人静，或者是在没有洁净针具的农村，一切就不同了。“我们只能一起用，”李说。

在距离凭祥1小时车程的宁明，当地卫生局从2002年10月就开始和当地警方合作开展一个大型的针具交换项目。这个项目由福特基金会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ABT联盟共同支持。当地疾控中心的官员雇佣了一些静脉注射吸毒者作为同伴教育者，让他们收集使用过的针头，并发放新的针具。在边境那边的越南也在进行一个姐妹项目（《科学》，2003年9月19日，第1657页）。到目前为止，宁明的项目已经发出了20万支针头。根据当地疾控中心对300个静脉注射吸毒者的一项调查，共用针头的比例从70%下降到了10%。“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他们能够提供美沙酮维持疗法，”其中一位同伴教育者农艳玲说。

未来取决于今天

在把毒瘾当作一种疾病并旨在防止艾滋病传播的“减轻危害”行动中，美沙酮和针具交换起着关键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几乎没有接受这个行动的宗旨：它仍然有700多所“强制戒毒中心”，这些中心“不经过审判或者任何类似的程序”就把静脉注射吸毒者禁闭起来，2003年9月的人权观察报告声称。而李根据其亲身经历，也认为这些强制戒毒所“没有用”。

在凭祥的一个戒毒所，静脉注射吸毒者会经历一个脱毒的过程，然后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和接受教育，这个戒毒所的所长庄桓德（音译）说。庄说他赞成使用美沙酮，但是针具交换的计划似乎和禁毒法相矛盾，他说。“在听了疾控中心这么多课以后，我自己也糊涂了，”庄说。他仍然相信经常被重复的国家关于彻底消灭毒品的目标。“消灭使用毒品是比针具交换更加有效的预防艾滋病的手段，”他说。“这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而减轻危害计划却在云南省会昆明有了立足点。精神病学家杨茂彬1996年开设了一个自愿戒毒的计划，叫做戴托普，依靠美沙酮、针具交换和其他减轻毒品危害的手段来帮助吸毒者。“那时，这里的医生对毒品依赖一无所知，”杨说。他在政府开办的一个脱毒中心的工作曾经让他非常失望。现在，模仿纽约的一个戒毒项目兴办的戴托普接受了100人，其中20%感染了艾滋病毒。中国－香港艾滋病预防和关怀项目――一个由英国国际开发署出资2800万美元支持的项目――为戴托普提供资金，但是它也向这里的居民收取一些象征性的费用。

戴托普看起来与比较发达的国家类似的项目没有什么不同，这也正是是它在中国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戴托普有一些不同等级的工作，从烹调到理发到管理这个机构。一些已经脱毒的人员从这里搬到“再进入社会”中心，在那里他们清洗和维修汽车，以便在他们离开中心之前学习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中心总共接受过2000人前来戒毒，虽然70%的人复吸，但是杨说，在完成18个月项目的人中复吸率只有40%。

戴托普的副主任王晓光就是戒毒成功的人士之一。他1989年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份做会计的工作，并开了一家餐馆。不久他就开始吸海洛因，并因此在几年后，失去了这两份职业。今年34岁的王曾经与别人共用过针头，1998年到戴托普戒毒时他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那时真是太缺乏有关的教育，”王说。所幸他并没有感染艾滋。

王晓光呼吁政府能够取消强制戒毒所。“它们就象监狱一样，”他说。“它们就是监狱。”他还认为戴托普的模式已经证明“减轻危害”在中国行之有效，他很困惑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试点项目。虽然他非常欣赏政府最近的迅速转变，但是他说，“这还不够快。”

(原文: HIV/AIDS IN CHINA: Changing Course to Break the HIV-Heroin Connection)